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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吴是我原单位的领导，一把手。
先说说我这个原单位——实际上就是我们市的艺术学校。可这个所谓学校却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任何学校，它没有固定的校舍，没有固定的师资，没有固定的专业，甚至没有固定的校名，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校之初叫艺专，“文革”中叫过样板戏学习班、新鲁艺、“五七”艺校，拨乱反正后又叫艺术职业学校，其间好像还叫过艺干班、戏专什么的，多得已经记不清了。人们常说部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学校似乎什么都不是铁打的，什么都在“流”。记得学校还叫艺专的时候曾经挂过牌子，柏木的，白底黑字：“××市艺术专科学校”。很醒目。后来由于校址常在迁，校名常在变，加之时办时停的，就干脆不挂牌了。原来的牌子被疯子阿三抱走了。疯子阿三是本校职工的家属，门房老周的儿子，据说他小时候出麻疹吃错了药，造成脑子发育不健全。阿三平时最爱看学生练功，看得十分专注，从不捣乱，如见把杆晃动，他就主动上前用肩顶住；如见有人摔伤，无论男女，他或扶或扛立马就往医务室送。老师学生都喜欢他，从不觉得他多余。“文革”开始那几年，学校停办，阿三不干了，大闹不休，说，你们不办老子办！他从传达室门后找出那块校牌，抱起就开跑。他把牌子挂到了老东门城隍庙大门口，又不知从哪儿吆喝来一帮流浪儿童，每天在庙门口的坝子里练功。阿三赤膊上阵当起了教练，虎着个脸，又喊又叫又比又划地来回忙碌着，还满像那么回事的。那些年什么消息都传得快，疯子办艺专的事也很快被传得沸沸扬扬五花八门，人们开初觉得很好笑，后来见满世界都在疯，也就慢慢习以为常了。艺专因此挣了个外号，叫“疯专”。还有人编了个顺口溜：疯专疯专，疯子当教官，上课团团转，走路打偏偏，谁要进此校，不疯都要癫。顺口溜一时间传遍大街小巷，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若问本市人，说艺专、艺校很少有人知道，说疯专知道的人多的是，直到现在还有人这么叫。单位名声坏成这样，办学又一直没个章法，所以谁都不愿去出这个“疯头”，一把手位子长期空缺，调谁谁不来，都找各种理由推诿。正当上级主管部门为此伤脑筋的时候，竟有人主动请缨，愿啃这根硌牙的骨头，这个人就是老吴。
老吴大名叫吴天星，因为有了一官半职，所以名字使用率极低，好些人都不知道，不过他的外号“吴大头”知道的人倒不少。其实他的头也说不上有多大，只是因为他的身材码子小，和头不成比例，这就把头衬大了。老吴以前当过我们市文化局的人事科长，反右时因为本系统的指标没完成，要主要负责人负责，老吴虽不是主要负责人，因为具体工作都是人事科在做，大家便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就让他顶了个缺。想到他当然另还有一层原因，这之前局里已经有传言，说上面早逮着了老吴的“把柄”。其实他的这个所谓把柄，说穿了简直是一个笑话，竟是打瞌睡打出来的。老吴人不胖，瞌睡却多，工作起来没事，一松弛下来便容易犯毛病，脑袋一耷拉就见周公去了。他上医院检查过，抽了几管血，照了几次光，浑身上下几乎查了个遍，最后医生说，一切未见异常，大概是因为头重脚轻，身体平衡度差，脑袋就总爱耷拉着，一耷拉瞌睡就会趁机而入。没有结果的结果，让他更为焦虑，怕误事啊。
这不就摊上大事了！事情发生在他的一次相亲。那天他和女方去看电影，苏联七彩片《幸福的生活》。看到高兴处，女方主动和他交流，他不搭理，一次两次三次，都这样。女方不知道他已沉入梦乡，以为是他没诚意，于是不等电影放完就生气走了。对象没谈成，却给他惹来了大麻烦。女方是本市44中的历史教师，因为讲了某农民运动领袖相貌丑陋而犯了“恶意丑化”罪，被打成右派，在搜查历史教师的抽屉时，意外发现一封老吴给她的信。老吴写信的本意是想解释一下那天看电影所造成的误会，妄图重续缘分，他为表心曲，特意在信中夹带了一句：“你是那天上的月，我是那月边的寒星……”偏偏他那使用率极低的大名里就有个“星”字！这下事情就变严重了。一个党员干部不跟着党走，却要去做资产阶级右派身边的“寒星”，什么立场！其实谁都知道这一句的出处，是抄袭的《夜半歌声》歌词，可在这种时候谁又敢站出来帮他辩解呢？在劫难逃，这“指标”于是非他莫属了。
2
老吴的右派帽子其实没戴多久，一年多一点就摘了，是在他劳动的那个农场全体职工的强烈要求下摘的。
他劳动的那个农场，是家以研究大田作物栽培技术为主的国营农场，条件比较好，食堂、澡堂、医务室、俱乐部、小卖部啥都有，干的虽是和普通农民一样的农活，但生活待遇并不比城里工人差。这样条件的农场一般是不安排右派去的，怕达不到劳动改造的效果。正好当年农场要修水库，发展水产养殖，当然主要还是为了蓄水，以解决枯水季节农田的灌溉问题。工程不算小，需要大量劳动力，在农场的再三要求下，上面最终同意把新补的右派安排给他们用。老吴就这样去了那家农场。令他没想到的是，农场场长竟是他多年不见的小学同学钟平。老吴和钟平小时候生活在同一个小县城的同一条街，小学期间，两人一直是很要好的玩伴，都喜欢打篮球，同是校篮球队队员。钟平那时家里很穷，打球跑饿了就叫“大头”，大头见他脸色不好，浑身发抖，知道他又闹饥荒了，忙把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爆米花往他嘴里塞——大头父亲是炒爆米花卖的小贩——哪怕只有一根棒棒糖，也是你一口我一口地共同分享，从不吃独食。钟平一直记着大头的这份情，曾经把它写进一篇作文里，写得情真意切，字字动心，国语老师拿到班里念，好些同学都感动得哭了。后来，大头父亲在一次日机大轰炸中遇难，父亲死后不久，母亲迫于生计含泪改嫁，母亲要带大头走，他坚决不去，就自己回到小镇跟爷爷过。两个小伙伴从此失去了联系。这一晃就是10多年。
钟平从名单上看到有老吴的名字“吴天星”，先是一惊，不会是同名同姓吧？后来看了材料，他眼前一黑，心情无比难受，一方面觉得老同学这右派当得有点冤，一方面又觉得倒这样的大霉恐怕和他的德性有关。大头脾气倔犟，处事不活络，上小学时就不讨老师喜欢。他数学不好，经常完不成作业，被罚站，挨手板心，老师骂他“脑袋生了锈”，挖苦他长了个科学家的大脑袋，里面却全装的空气。钟平为他难过，几次主动拿作业给他抄，可大头偏不领这个情，宁肯挨手板心被罚站吃零蛋，也从不作弊。他的倔犟劲，有时连钟平都看不过去，钟平吼他：“说你脑袋生锈，也不打点油擦擦！”长大成人后，钟平虽没有再见到过大头，却听到过他的一些事，是他们小学同班的女同学丛霞亲口讲给他听的。
丛霞是进省城读高中时见到的大头。
大头回到小镇后，没再上学，白天帮着爷爷扫街，晚上跟着爷爷在镇上打更，爷爷敲锣，他敲竹梆，一边敲着：“笃笃—咣咣—”，一边喊着：“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寒潮来临，关灯关门！”……大头嗓子好，兴致来时，还会唱上一两句“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什么的，唱得有腔有调，镇上的人都说，这娃比戏台上演戏的还唱得好听。后来，爷爷得心绞痛病去世，他就正式接了爷爷的槌，靠一面铜锣维持生计。有天，一个高个子军人来找到他，高个子军人是解放军文工团的，要买他的锣，文工团原来的锣敲破了，他跑遍全镇都没买着，就来找到大头。大头说什么也不卖，他说这是爷爷留给他的唯一遗产，爷爷交给他的时候说了，这锣是他家的命根子，它陪伴了爷爷大半辈子，上面附着爷爷的魂。高个子军人说：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算租借吧，今后一定归还。大头想了想说，他爷爷五天前刚入土，还欠下对门药房十块大洋，他没钱还，他愿意把自己一起搭上，就十块大洋，任随叫他做啥都可以，有口饭吃就行。高个子军人听了，二话不说就去对门药房替他还了债，转过身时，见大头满脸泪水跪在地上，一边向他磕头，一边不停地喊着“大恩人”。高个子军人的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他边扶起大头边对他说：“小兄弟，走，跟我当解放军打反动派去！”大头毫不迟疑，带着铜锣就跟高个子军人走了。后来南征北战负了伤，他才转业回乡。
丛霞见到大头的时候，他已经脱下军装，在市电影队当队长，一次电影队到丛霞学校放电影，他们才遇上的。丛霞爱看电影，就常去找大头，渐渐俩人便产生了感情。丛霞父母知道后，坚决不同意他们再来往，丛霞父母说，一个放电影的能有多大出息，今后定成不了什么大器。丛霞一气之下，就到处说她不是父母亲生，所以父母事事卡她，对她不好。气得她母亲去上吊，所幸人没有死，气急中忘摘围巾了。后来丛霞意识到自己做过了头，哭着去向父母下跪道歉。到底是亲生骨肉，父母最终原谅了女儿。可大头却不原谅丛霞，坚决要跟她分手，理由是：编造谎言的人不值得爱。丛霞哪里想得通？骂他脑袋已经锈成渣，是个不识人世的木头人。丛霞对大头由爱生恨，一扭身离他而去，头也没有回一下。丛霞后来就成了钟平的妻子。钟平没有要为妻子出这口气的意思，他能得到丛霞，内心还暗暗感激大头。令钟平不解的是，这人的脑袋怎么经过这么些年了还不开窍，还生锈？
念及旧情，钟平也考虑了要对老同学略施照顾，让这个倒霉蛋少吃点苦头。安排这批右派工作的时候，钟平主动提出，吃饭的人增多了，得抽两个人去食堂。他亲自出面去挑选，先挑了个女的，那女的当即表示“坚决服从分配”，忙就把已经扛上肩的铁锹撂下了。钟平说还得要个男的，跑跑采购搬运之类的力气活。他东瞅西瞅，最后就把目光落在了老吴身上，还故意问了句：“你叫什么？”老吴其实早就认出了眼前这人是谁，就像钟平一眼认出他一样，要好的朋友是怎么都忘不了的，但此刻他俩谁敢认谁？老吴明白钟平这样明知故问的意思，他把头耷拉得更低了，小声回答道，叫右派。钟平提高了调门，我知道你叫右派，我是问你名字！老吴尴尬异常，声音颤颤地回答：吴天星。钟平重复了一遍“吴天星”三个字，然后用训斥的口气对他说：你紧张什么，你当你是根棒棒糖，我会把你吃了？说得其他右派都窃窃苦笑。老吴意会到钟平话里传递出的信息，正琢磨间，钟平又问他，会蹬三轮车吗？老吴一直耷拉着的脑袋这才抬起来，他对钟平很肯定地说，我从小爱打篮球，身体很好，就让我去工地吧。老吴也巧妙地给钟平传递过去一个信息，以示彼此心相知。钟平一时沉默，他在想，这个大头又不领他的情，还是当年拒抄作业那股倔劲啊。钟平脑子里一下闪现出俩人童年的一些往事，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不过他很快控制住了情绪，借口说身体有点不适，转身离开了。
老吴摘帽早，并不是因为钟平做了什么手脚，相反，要不是钟平干预，说不定摘得更早。老吴是工地上出了名的“拼命三郎”，攀崖架线、开山点炮，哪里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有次悬空作业，他在空中像钟摆一样来回晃荡着，这画面正好被一个前来工地采访的记者撞见，记者一激动，也不问青红皂白，举起相机就稀里哗啦一阵狂拍。照片后来登在了省里的报纸上，标题是：《人定胜天》。这就惹出麻烦来了。一个右派分子要胜谁的“天”？是妄想变天！由此引出的话题在报纸上闹腾了好久，那个记者也差点被追补成右派，经过有关方面反复调查核实，确认这个记者真的不知道老吴的右派身份后，这才免于给他戴帽，只降了他两级工资以示惩处。经过这场事，钟平只好把群众要求给老吴摘帽的呼声先压一压，老吴本人也说不急，都戴得没感觉了，不碍事的。摘帽的事就这样拖后了。
直到老吴摘掉帽子准备离开农场的时候，钟平才第一次单独约见了老同学，彼此畅叙旧情。交谈中，钟平把老吴在农场的表现大大赞扬了一番，说他这是痛定思痛脱胎换骨结出的硕果，不仅为自己争取到了重新做人的机会，也是对老同学的有力支持。老吴却回答，我没有想过这些，干活就只想如何干好活，就像在篮球场上一样，打球就只想多进球，想多了，球就进不了篮圈。钟平不相信，没有思想动力会这样革命加拼命地干吗！老吴觉得好笑，说，你大概忘了我的老毛病了吧，不卖力气我会打瞌睡的。说得钟平也笑了，只是笑得有些不太自然。
3
老吴是右派问题彻底改正后回的市文化局。机关是原来的，可人大多换成了新人，机构设置也变了，原来的科室全都升成了处。他心里不禁生出“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感慨。回来后，恢复了党籍，补发了工资，分配了住房，政治上给予了处级待遇，总之落实政策没打半点折扣，可就是没事干。老吴过不惯一杯清茶一张报纸的清闲日子，他主动找到新局长，要求给他点事情做。他知道局里当时人满为患，正副局、处级干部排了一长串，几间办公室都挤得像茶馆了，一上班没事干的这些领导们就只顾喝茶看报再加看手表。他为了不让局长太为难，就主动提出，搞点收收发发也行呵。局长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你是要让我犯错误吧，收收发发是门卫的事，门卫是工人编制，安排干部去做工人的活，是违反政策的！局长略加思考，对他说：这样好了，你先去基层搞搞调研，本系统内愿去哪去哪，愿研啥研啥，不给你提任何硬性要求。老吴是官场上混过来的人，心里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别再满腔热血壮志凌云的啦，想干点啥干点啥、想吃点啥吃点啥，得过且过吧。可老吴不行，他得过且过不来，干事就要真枪实弹，决不来虚的，去哪里都无所谓，只要有实事干就行。他早听说“疯专”没人愿去，就试探着提出能不能让他去那里。这次，局领导办事效率空前的高，老吴上午提出，下午就有了答复：同意他的请求！还出乎意料地让他去当“一把手”。局长向他宣布这一决定的时候，显得一身轻松，还当面赞扬鼓励了他几句：把你当年修红旗渠那种干劲使出来，这个单位就一定能打好翻身仗！老吴一阵发懵，我什么时候去修过红旗渠？他还没出声，局长又说话了：我看过那个纪录片，《红旗渠水绕太行》对吧？你悬在空中的镜头很感人呢。原来局长是把张飞和岳飞搅混在一起了。老吴忙作解释，说他修的不是红旗渠，纪录片上的人当然不会是他。局长不太自然地笑笑说，都一样，精神都一样。
老吴到“疯专”任职的消息传出去后，不少人对局里的这一任命感到不解，摘帽右派也能当一把手？又有人说，反正那是个烂摊子，以烂为烂呗。这些话其实都传到了老吴耳朵里，他当没听见。
老吴是“疯专”有史以来任职最短的一把手，还不到一年就下台了。原因是：民意支持度不高，告他状的人不少。老吴不训人、不整人，事事以身作则，要求别人也不算严苛，何以落得如此结果？问题就出在这个“以身作则”上。老吴在文化局分了住房，却空着不住，非要坚持住到单位里。单位里没有教职工宿舍，只在学生宿舍留了两间，供值班人员轮流住。如果老吴住进来后就不再安排其他人值班，或减少值班人次，那情况肯定大不一样。他却没有这样做，反而强调要加强管理，值班人数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这就凉了不少人的心。单位里再没有可住人的地方，能插针的缝早被单身无房户老陶和我插上了，他只好每晚在办公室里打地铺。这也罢了，偏偏他生活习惯又好，早睡早起，起得比老陶和我早不足为怪，甚至比传达室的老周父子还早。他每天起床后，先在院子里兜几圈，这里看看那里查查，然后就拿起大扫帚打扫院子。老周起来看见了，心里老大不高兴，嘴里不停嘀咕，领导不去坐办公室，跑来抢我们的活干，这不是给人难堪打人脸吗！疯子阿三以为父亲受了欺负，跳下床就开骂，啥鸡巴领导，大右派！吓得老周赶忙去堵他的嘴。老陶和我其实也不高兴，老吴没住进来时，一下班，我们想干啥干啥，啥都不想干时就挤到传达室，边抽烟喝茶边听老周豁着牙讲前朝后寝那些稀奇事，那简直是天上有地下无的快活日子。老吴搬进来后，他虽没干涉过我们的任何事，有时还陪着我们聊天，可我们自由自在的举止和言谈，不知不觉间便收敛了许多，日子一下变得寡淡起来。
我们单位名声不好，职工福利却不差，补贴比哪个单位都多，能想得出来的名目几乎都有，上下班交通费、误餐费、电话费、书报费、假期旅游费、课时费、值班费、排练费、观摩费、演出实习费、住房补贴、全勤奖、完成任务奖、突出成就奖……多得都记不清了。老吴来后发现，这个费那个奖的，几乎成了人人有份的固定收入。比如老陶和我，长期免费住单位，照样按月领取上下班交通费和住房补贴；老陶是教艺术史的，我是教语文的，这些都是公共课，和排练、实习毫不沾边，却照样领排练费、实习费。问题在于，多拿了钱仍不好好干，不少人的主要精力都用去揽私活挣外快了，一上班不是自己病就是父母或孩子病。老吴实在看不下去，但因为涉及到众多人的利益，事情就变得敏感和棘手了。老吴决定先从自己做起。他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表示，除了有政策规定的外，其余补贴他一分也不领。至于其他人该不该领，今后怎么办，他一句都没有讲。这一表态迎来的不是掌声，而是一片沉默。他这样“以身作则”的结果，没出现天塌地陷，却让他感到万箭穿心。
他被人告了！
告老吴的事由五花八门。有人告他：“宣扬所谓‘疯子精神’，这不明明是武训精神的翻版吗？”事情是这样的：有人问老吴为什么要主动争取到这个学校来。他说，学校知名度高啊。问者说，那可是坏名声，都是疯子阿三搞出来的。老吴不同意，他说，那个年代敢说“你们不办老子办”，这是值得钦佩的，难能可贵啊。问者说，他是个疯子，说的是疯话。老吴说，人疯话不疯，人要干成事业，有时就得有点这种疯子精神。老吴确实讲过“疯子精神”这话，他认。至于说到是什么“武训精神”的翻版，老吴知道五十年代初期批判过电影《武训传》，但他没看过这部电影，更不知道武训有个什么精神。他说他没想那么高深，搭上梯子也够不着。
告他的事情还多。他有次到食堂打饭，因只顾和人谈话忘记了给饭票，被说成“不廉洁”；有次内急跑错了公厕门，被说成“品行不端”；因嗜睡被做出的文章就更是离奇古怪了，有人说他是迷上了警幻仙子，想做自己的“红楼梦”。不过这些驴尾巴吊棒槌的事都没能压垮他，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竟然又是那个历史老师。
这真成了老吴的一桩孽缘。
4
老吴至今还是单身一人。摘帽后，留农场期间，钟平曾托人帮他张罗过，说了几个都不成。他成分太高，钱又太少，谁愿意睁起眼睛去跳崖？有个死过两个男人的，拖俩崽，开始答应得很慷慨，愿意舍命陪君子，但一考虑到子女前途，思虑两三，最后还是“悬崖勒马”了。老吴很受打击，找到钟平说，求求你嘞，别再害人嘞，找对象门不当户不对哪能成？别再白忙活了吧，我自有安排的。钟平看出他还惦着那个历史老师，便交待有关人员去了解，了解的结果是：历史老师还没摘帽，还在修铁路。钟平把这个信息告诉老吴，他沉默良久，然后很认真地说：“我等她。”
这真有点让人不可思议。老吴和历史老师就只有一面之交，而且还不欢而散，又受她连累，何以会如此一往情深？老吴下台后，我和他有过很多交谈，谈到这个问题时，没想到，他竟回答了我一句很有哲理的话：爱和接触时间长短无关，而在于心灵感应。之后，他给我讲了他这段感情经历。
历史老师叫呼俊美。老吴说他最先是从本市晚报上见到的这个名字，晚报副刊曾登过几篇研究匈奴史的文章，作者就是呼俊美。文章观点新颖，文采横溢，老吴说他被作者的才华深深打动了，以致对匈奴人和匈奴史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民族，最后竟落得灰飞烟灭不知所终，这给人以神秘感。老吴情不自禁地哼起了一首匈奴民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老吴说这是匈奴人失去家园后的仰天浩叹，何等悲凉！他的话里明显流露出对匈奴人的同情，已经不再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民族旧怨，相反还有想更多了解匈奴民族的欲望。呼姓是匈奴人姓氏呼衍的简称，老吴据此断定呼俊美是匈奴人后裔。这一发现让他兴奋不已，他决心要找到这个最后的匈奴。老吴通过晚报，打听到呼俊美的一些基本情况和联系地址，就冒昧去了封信，信中简单作了自我介绍后，就直说他如何喜欢历史，对匈奴的历史如何感兴趣，想当面向老师请教，愿交老师做朋友。老吴承认，他想面见作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呼俊美这名字让他产生了遐想，也可以说是对匈奴人的好奇吧，他渴求一睹庐山真面目。呼俊美很快回了信，很干脆地拒绝了他，说她已经有男朋友了，没有精力和兴趣再广交朋友。还说她对历史的认知完全是职业性的，无什么见解，要请教请另择高明。老吴觉得对方是闹了误会，把他当成无聊的求爱者了，忙又去信解释，说他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认识认识她这个匈奴人，还说他一直对匈奴民族怀有敬意。呼俊美回复他，是什么意思你自己最清楚，像你这样的“请教者”我已经遇上不只一个了，没见面时都说得很恭敬很动听，一旦见了面，发现站在面前的人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时，就再不提请教的事了，对匈奴的好奇心比匈奴人消逝得还彻底。呼俊美的话说得很不客气，老吴感到有些接受不了，他决不同于她说的那些“请教者”，虽然他也曾有过这样那样的念头，但请教确实是真诚的，她没有理由这样来贬损他。看来这个匈奴人就是与众不同。老吴倔劲一发，不肯轻易善罢甘休，于是俩人就这样利用书信“吵”开了。呼俊美也怪，老吴每来一封信她都一次不落地回复，而且还很及时。经过几个回合之后，老吴似乎感觉到了点什么，他突然休兵不再写一个字。没过几天，呼俊美反而憋不住了，主动向他发起进攻，不过这次火力全收，而是友好地答应和他见一面。用词是考究过的，“见一面”。
还真就只见了这一面。
老吴说，他明白了之前那些“请教者”为什么一见面就都匆匆离她而去，确实是因为她的相貌和名字存在着一定落差，就如她所说，站在面前的人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一点没有马背上民族的那种飒爽英气。她略显瘦小，完全是一副弱女子形象。老吴还说，那天看电影实际上是呼俊美主动提出的，当时他还有些犹疑，迟迟不置可否，因为那个年代男女初次见面去看电影，是常用的一种恋爱方式，他怕给人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呼俊美看出了老吴的心思，哈哈一笑说，是怕我男朋友不答应是吗？告诉你吧，我那男朋友已经不再来向我“请教”了。老吴一下明白过来，尴尬地笑笑，就和呼俊美一起走进了电影院。
我觉得很奇怪，既然呼俊美外貌不如预想，性格又是那样别扭，老吴为什么像中了魔一般久久放她不下？老吴说，他除了倾慕她的才华，再就是喜欢上了她的别扭，她说话不那么中听，但不做作，不虚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在他的周围是很难见到的。他听装腔作势、曲意逢迎的话太多太多了，和呼俊美对话哪怕是吵架，他觉得都是充满人味的，这让他感到既陌生又亲切。还有，回到局里后有人私下里对他说过，当年文化局专案人员去提审呼俊美，当她听出老吴受了她的连累时，非常悲愤，说这比杀了她难受，她以拳击头连呼三声：“罪孽—罪孽—罪孽啊！”老吴听后感动得泪水纵横。这样的患难知己，他能放下吗？
老吴为此写了一条座右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我们单位的人后来见到了老吴写的这条座右铭。很多人并不知道此语出自何处，也没有闹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就只抓住了其中这个“知己”。有人隐约听说过老吴和一个右派教师的事，这下就本能地敏感到这里有文章可做，于是便不辞辛劳地开始八方搜索老吴的“知己”来。
老吴自己当然也没有懈怠，其实他早就在寻觅了。右派问题刚一改正，他就像白娘子脱离了雷峰塔的镇压一般，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去见自己的“许大官人”。他兴致勃勃又不无忐忑地去了呼俊美原来的44中，没想到那所中学的建制已经撤销，如今已改成了一所职业学校，原中学人员的去向门卫一无所知。他赓即去市教育局查询，接待他的是人事处一个年轻女子。那女子告诉他，44中的人都分配到其他学校去了。老吴请她查查呼俊美分到了哪里，那女子查了半天没查到，说这学校有姓胡的、姓傅的，就没有姓呼的。老吴疑惑了，怎么会查不到？难道她的右派问题还没有改正还在下面劳动改造？老吴本想把他的疑惑讲出来，想了下，最终还是没有讲。他想去找44中原来的校长或老师打听，便请求那女子给他提供联系地址。那女子见他汗水都急出来了，就说：你不用亲自去跑了，我马上给他们校长打电话。那女子打完电话，告诉老吴：校长说呼俊美没再回过学校，摘帽后她就直接从铁路工地办了退职，去了哪里不知道。老吴一下傻眼了，一个大活人怎么连丁点痕迹都没留下就不明不白地消失了？
他只好另寻线索。
老吴又去了晚报。原来的熟人已经调离了，他就直接找到副刊部。副刊部几个编辑正在埋头看稿，他一闯入，全部人都从稿子上抬起头来睁大眼望着他。老吴向几位胡乱点点头，谦恭地问：请问哪位老师知道呼俊美？没有人回答。他又补充说：是一位作者，曾经在你们副刊发表过文章的。还是没有人回答。老吴的心像坠上了千斤石头一下下往下沉，他有些语无伦次了：写过匈奴文章的，44中的，女的，教历史的……几个编辑开始唧唧喳喳议论起来，有个中年女编辑突然说，是教高中历史的吧？女的？右派？老吴跟着她的问话“是、是、是”地点着头，下坠的心开始往上浮动起来。中年女编辑很肯定地说：死了，自杀的，我女儿在那所学校读过初中，我听她说过，死了。老吴马上反驳道：不对！他们校长不是这样说的，没有说她死，只说她没有再回过学校。中年女编辑咧了咧嘴：没有再回过学校？死了怎么回？校长这是玩的讲话艺术，你没听出来？一位中年男编辑问角落里一个一直埋头不语的老先生：柯老师，那个作者好像是和你联系的吧？真死了吗？柯老师的视线从眼镜上方边框探出，扫扫老吴，又扫扫其他人，然后说：早没联系了，不知道。中年女编辑再次肯定：不用怀疑，千真万确，死了！老吴正在往上浮动的心猛然又沉了下去，一落到底，差点没昏倒在那里。
正在老吴痛苦不堪的时候，一天，他意外收到了一封没留地址、没留姓名的信，信上只写了一句话：请不要再去打扰她，各自做自己的事吧。字迹苍劲，不是呼俊美的笔迹。究竟是谁写的？为什么如此神秘？老吴反复思索良久，最后他怀疑与晚报副刊部的人有关，很可能就是那个柯老师，因为呼俊美以前只和他有过联系。老吴给柯老师去了封信，想从他那里了解更多呼俊美的信息。没有回音。再写，仍然是泥牛入海。他又仔细琢磨信中的话，“各自做自己的事”，这“各自”显然指的是他和呼俊美，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是呼俊美生前对他的告诫，托柯老师转告的。他于是决定谁也不去打扰了，做自己的事，以此来告慰呼俊美在天之灵！他主动要求到“疯专”，就是借助的这个动力。没曾想，却因“以身作则”，处在了舆论中心，没法做任何事，老吴只好自动下台。他写的辞职报告中，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也没有说更多理由，就只说自己不适宜再做领导工作。上面当然也想把他撤下来，正考虑给他一个什么说法，现在他自己提出了，岂不更好，说法就成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给他当初请求去“疯专”一样，这次的批复也很快，可谓来去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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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吴下台不久，我就离开了原单位，去了市文联。原单位和新单位只隔两条街，直线距离超不过两百米，但我却从来没再回去过，关于“疯专”的是是非非，关于老吴的起起落落，都成了逐渐远去的记忆。要不是一次偶然的际遇，也许这些记忆就会像沙漠里的流水，渐渐匿迹销声。
有次，我随我市作家代表团去西北参访，在古称凉州的武威参观时，无意间听见当地一位作家提到呼俊美的名字，说她写了本关于匈奴的书，刚出版不久，卖得很火。我很吃惊，忙问这位作家，你认识呼俊美？他回答说不认识。这位作家在出版社工作，呼俊美的书就是在他们那里出的。我请他帮我问下呼俊美的联系地址，他立即给社里打了个电话，结果让人失望。呼俊美的稿子是自己送到出版社的，当时留下的联系地址是她的租住地，人已经搬走了，原来的房东只听她说过要去祁连山区采访一段时间，具体去了哪里不知道。出版社也和她联系不上，连样书、稿酬都没法寄。原来呼俊美还活着！这消息比什么都重要。我立马打长途电话回原单位，从门房老周那里问到了老吴的电话。找到老吴后，我异常兴奋地告诉他：特大喜讯！呼俊美没有死，还活着，就在祁连山！出乎我意料的是，老吴并不像我那样兴奋，他很平静地回了句，我知道。他告诉我，他退下来后柯老师写信告诉了他呼俊美的情况，说死去的历史老师不是她，而是另一个姓胡的女老师，“呼”“胡”被传的人搞混了。我问他和呼俊美联系了没有？他说没有，柯老师向他转告了呼俊美的话：互不打扰，各自做自己的事，彼此心心相印就是最好的相爱。我问，呼俊美怎么知道你还惦着她？他回答得很有意思，我也不清楚，总之她对我的情况好像很了解，也许是有什么心灵感应吧。
我从西北回来后，曾几次登门造访老吴，都没见着。问邻居，谁也不清楚他的去向。有个大妈神秘兮兮地低声对我说，有天早晨好像看见他提着旅行箱出去了，走亲戚、旅游都有可能。一个人住套大屋子多冷清啊，出去走走好。我想也是，就没再多问，没去多想。也许老吴已经开始去“做自己的事”了吧，自此我便没再去打扰他。
大约又过了两年多，有天，我在大街上偶然遇见原单位的老陶，许久不见，就站在街边和他多说了一阵话。他告诉我他正在活动跳槽的事，说再不换单位他都快疯掉了。我无心打听原单位那些牛打死马、马打死牛的头疼事，只顺便问了下老吴的情况。老陶吃惊地说，老吴都死去半年多了，你不知道？我脑袋顿时轰一声响，表现得更为吃惊，大声吼起来：你说的是真的？他忙把我拉到僻静处，告诉了我有关老吴最后的一些情况。
老吴离家后，千里迢迢去了祁连山。老陶并不清楚他为何要去那里，我也没讲，他猜想可能和他爱过的那个匈奴人有关。老吴去祁连山后，在牧区办起了马背小学，教当地牧民的孩子读书识字，他几乎耗尽了全部积蓄，为那些孩子买书本和学习用具。还教孩子们打篮球，他们的篮球队还得了县区少年比赛的冠军。半年前的一天，老吴上完课回帐篷休息，屁股刚落座，脑袋一耷拉就睡过去了，从此就再也没有醒来。医生赶来检查，什么病因都没有查出来，就说是累死的。原单位得到讯息后，马上去人处理后事，老陶也跟着去了。老陶说，清理老吴的遗物时，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就只有一面铜锣。一道去的向副部长看见这面铜锣时十分感慨，他说这是老吴爷爷留给他的唯一遗产，老吴就是带着这面铜锣参加革命的。老陶感叹道，来时一面锣，去时仍只有这面锣，真有些委屈他了……我心里一阵难过，想说点什么，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老陶沉默片刻，又接着说，葬礼办得那才叫隆重啊，牧区蒙古族、裕固族牧民和孩子上千人为他祈祷、送葬，鼓乐震天，旌幡蔽日，好壮观，好感人！说到这里，老陶的眼里闪出了莹莹泪光，他十分感慨地说，老吴这辈子啊，活得很不如意，可死得却很辉煌，这也算是对他的一种补偿吧。我问老陶，呼俊美参加葬礼了吗？老陶睁大眼望着我：你是在说胡话吧，那个匈奴女人不是早死了吗？我只好对他说了我后来得到的信息。老陶还是半信半疑，如果她还活在祁连山，就应该来参加老吴的葬礼，她确实没有来啊。这事我也觉得有些不好理解了，老吴的一片真心，难道换来的是一颗无情铁石？
后来，我受邀参加一家刊物主办的“敦煌笔会”。笔会结束后，我特意去了祁连山老吴办学的那个牧区。当地牧民知道我是吴老师的朋友后，对我非常热情，前呼后拥地陪我去了老吴墓地。坟茔背靠白雪皑皑的祁连山，面向碧草茵茵的祁连大草原，头顶蓝天白云，四周鲜花环绕，我顿时在心里感叹道，老吴，你真会找地方！坟头像个蒙古包，坟顶是石板盖的，似穹隆，坟脚用石块砌了一圈基座，基座正面嵌了几个玻砖匣子，正中的匣里放着那面铜锣，紧挨着的左边匣里放着一摞书，右边匣里放着一个篮球，其余的匣里放着牧民和学生送的纪念品。牧民告诉我，锣是吴老师的遗物，他的一个老战友亲自放上的；书是呼老师送来的，是她自己写的书；篮球是一对自称是吴老师同学的夫妇送来的。我不再多问，一切都明白于胸。我既来了，该为我这位可敬的老领导老朋友表示点什么？
我突然想到老吴坟前还缺一座碑，便向牧区领导提了为他立碑的想法，费用由我来出，碑文由我来写，只请他们协助张罗。牧区领导告诉我，不立碑是吴老师生前嘱咐过的，说他没有资格为自己树碑立传，无论做了什么，也永远不会为自己树碑立传。他还说，人活着是为了做好人，如果是为了立好传而活着，这人就算不上好人了。
我于是只好打消念头，却在心里默默为老吴立了一座碑，一座高大雄伟的无字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