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一：《我看国学》
我现在四十多岁了，师长还健在，所以依然是晚生。当年读研究生时，老师对我说，你国学底子不行，我就发了一回愤，从《四书》到二程、朱子乱看了一通。我读书是从小说读起，然后读四书；做人是从知青做起，然后做学生。这样的次序想来是有问题。虽然如此，看古书时还是有一些古怪的感慨，值得敝帚自珍。读完了《论语》闭目细思，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自己那几个学生老挂在嘴上，说这个能干啥，那个能干啥，像老太太数落孙子一样，很亲切。老先生有时候也鬼头鬼脑，那就是“子见南子”那一回。出来以后就大呼小叫，一口咬定自己没“犯色”。总的来说，我喜欢他，要是生在春秋，一定上他那里念书，因为那儿有一种“匹克威克俱乐部”的气氛。至于他的见解，也就一般，没有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至于他特别强调的礼，我以为和“文化革命”里搞的那些仪式差不多，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我都经历过，没什么大意思。对于幼稚的人也许必不可少，但对有文化的成年人就是一种负担。不过，我上孔老夫子的学，就是奔那种气氛而去，不想在那里长什么学问。
《孟子》我也看过了，觉得孟子甚偏执，表面上体面，其实心底有股邪火。比方说，他提到墨子、杨朱，“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如此立论，已然不是一个绅士的作为。至于他的思想，我一点都不赞成。有论家说他思维缜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基本的方法是推己及人，有时候及不了人，就说人家是禽兽、小人；这股凶巴巴恶狠狠的劲头实在不讨人喜欢。至于说到修辞，我承认他是一把好手，别的方面就没什么。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如果生在春秋，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我就这么读过了孔、孟，用我老师的话来说，就如“春风过驴耳”。我的这些感慨也只是招得老师生气，所以我是晚生。
假如有人说，我如此立论，是崇洋媚外，缺少民族感情，这是我不能承认的。但我承认自己很佩服法拉第，因为给我两个线圈一根铁棍子，让我去发现电磁感应，我是发现不出来的。牛顿、莱布尼兹，特别是爱因斯坦，你都不能不佩服，因为人家想出的东西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这些人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思索能力，为孔孟所无。按照现代的标准，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想出来，琢磨得过了分，还有点肉麻。这方面有一个例子：记不清二程里哪一程，有一次盯着刚出壳的鸭雏使劲看。别人问他看什么，他说，看到毛茸茸的鸭雏，才体会到圣人所说“仁”的真意。这个想法里有让人感动的地方，不过仔细一体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内。毛茸茸的鸭子虽然好看，但再怎么看也是只鸭子。再说，圣人提出了“仁”，还得让后人看鸭子才能明白，起码是辞不达意。我虽然这样想，但不缺少民族感情。因为我虽然不佩服孔孟，但佩服古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发明了做豆腐，这是我想象不出来的。
我还看过朱熹的书，因为本科是学理工的，对他“格物”的论述看得特别的仔细。朱子用阴阳五行就可以格尽天下万物，虽然阴阳五行包罗万象，是民族的宝贵遗产，我还是以为多少有点失之于简单。举例来说，朱子说，往井底下一看，就能看到一团森森的白气。他老人家解释适，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此乃太极图之象），井底至阴之地，有一团阳气，也属正常。我相信，你往井里一看，不光能看到一团白气，还能看到一个人头，那就是你本人（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认为不必做实验了）。不知为什么，这一点他没有提到。可能观察得不仔细，也可能是视而不见，对学者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还有可能是井太深，但我不相信宋朝就没有浅一点的井。用阴阳学说来解释这个现象不大可能，也许一定要用到几何光学。虽然要求朱子一下推出整个光学体系是不应该的，那东西太过复杂，往那个方向跨一步也好。但他根本就不肯跨。假如说，朱子是哲学家、伦理学家，不能用自然科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我倒是同意的。可怪的是，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学家。
现在可以说，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虽然没有很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分。我们知道，旧时的读书人都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随便点出两个字就能知道它在书中什么地方。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显然，会背诵爱因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学家；因为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就算文科有点特殊性，需要背诵，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因为“文.革”里我也背过毛主席语录，所以以为，这个调调我也懂——说是诵经念咒，并不过分。
二战期间，有一位美国将军深入敌后，不幸被敌人堵在了地窖里，敌人在头上翻箱倒柜，他的一位随行人员却咳嗽起来。将军给了随从一块口香糖让他嚼，以此来压制咳嗽。但是该随从嚼了一会儿，又伸手来要，理由是：这一块太没味道。将军说：没味道不奇怪，我给你之前已经嚼了两个钟头了！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当然，我没有这样地念过四书，不知道其中的好处。有人说，现代的科学、文化，林林总总，尽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只要你认真钻研。这我倒是相信的，我还相信那块口香糖再嚼下去，还能嚼出牛肉干的味道，只要你不断地嚼。我个人认为，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文化传统，不是孔孟程朱，而是这种钻研精神。过去钻研四书五经，现在钻研《红楼梦》。我承认，我们晚生一辈在这方面差得很远，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换言之，让大家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那些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更是难以想象。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杂文二：《我这一生决不会向虚无投降》
我靠写作为生。有人对我说：像你这样写是不行的啊，你没有生活！我虽然长相一般，加上烟抽得多，觉睡得少，脸色也不大好看。但若说我已是个死尸，总觉得有点言过其实。人既没有死，怎么就没生活了呢？笔者过着知识分子的生活，如果说这种生活就叫做“没有”，则带有过时的意识形态气味——要知道，现在知识分子也有幸成为劳动人民之一种了。当然，我也可以不这样咬文嚼字，这样就可以泛泛地谈到什么样的生活叫做“有”，什么样的生活叫做“无”；换句话说，哪种生活是生活，哪种生活不叫生活。众所周知，有些作家常要跑到边远、偏僻的地方去“体验生活”——这话从字面上看，好像是说有些死人经常诈尸——我老婆也做过这样的事，因为她是社会学家，所以就不叫体验生活或者诈尸，而是叫做实地调查——field work。她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做这件事，我却没有。
有一次，我老婆到一个南方小山村调查，因为村子不大，所以每个人都在别人眼皮底下生活。随便哪个人，都能把全村每个人数个遍，别人的家庭关系如何、经济状况如何，无不在别人的视野之中；岁数大的人还能记得你几岁出的麻疹。每个人都在数落别人，每个人也都在受数落，这种现象形成了一条非常粗的纽带，把所有的人捆在一起，婚丧嫁娶，无不要看别人的眼色，个人不可能做出自己的决定。她去调查时，当地人正给自己修坟，无论老少、健康状况如何，每个人都在修；把附近的山头都修满了椅子坟。因为这种坟异常的难看，当地的景色也异常的难看，好像一颗瘌痢头。但当地人陷在这个套里，也就丧失了审美观。村里人觉得她还不错，就劝她也修一座——当然要她出些钱。但她没有修，堂堂一个社会学家，下去一个月，就在村里修了个椅子坟，这会是个大丑闻。这个村里的“文化”，或者叫做“规范”，是有些特异性的。从总体来说，可以说存在着一种集体的“生活”。但若说到属于个人的生活，可以说是没有的。这是因为村里每个成年人惦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事情：给自己修座椅子坟就是其中比较有趣的一件。至于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他们也说不出。
笔者曾在社会学研究所工作，知道有种东西叫做“norm”，可以译作“规范”，是指那些约定俗成，大家必须遵从的东西。它在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当然能起一些好作用，但有时也相当丑恶。人应该遵从所在社会的norm，这是不言而喻的。但除了遵从norm，还该不该干点别的，这就是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norm很坏，就如纳粹德国或者“文.革”初的中国，人在其中循规蹈矩地过了一世，谁都知道不可取。但也存在了这样的可能，就是经过某些人的努力，建立了无懈可击的norm，人是不是只剩遵从一件事可干了呢？假如回答是肯定的，就难免让我联想到笼养的鸡和圈养的猪。我想任何一个农场主都会觉得自己猪场里的norm对猪来说是最好的——每只猪除了吃什么都不做，把自己养肥。这种最好的norm当然也包括这些不幸的动物必须在屠场里结束生命，……但我猜测有些猪会觉得自己活得很没劲。
我老婆又在城里做一项研究，调查妇女的感情与性。有些女同志除了自己曾遵守norm就说不出什么，仿佛自己的婚姻是一片虚无。但也有些妇女完全不是这样，她们有自己的故事——爱情中每个事件，在这些故事里都有特别的意义。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姐妹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和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到岁数了，找合适的对象结婚，过正常的性生活”和“爱上某人”，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当然，假如你说，性爱只是生活的一隅，不是全体，我无条件地同意。但我还想指出，到岁数了，找合适的人，正常的性生活，这些都是从norm的角度来判断的——属于个人的，只是一片虚无。我总觉得，把不是生活的事叫做“生活”，这是在巧言掩饰。
现在可以说到我自己。我从小就想写小说，最后在将近四十岁时，终于开始写作——我做这件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爱的事业。是我要做，不是我必须做——这是一种本质的区别。我个人以为，做爱做的事才是“有”，做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做的事则是“无”。因为这个缘故，我的生活看似平淡，但也不能说是“无”。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心气总是很高的，最后总要向现实投降。我刚刚过了四十四岁生日，在这个年龄上给自己做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佴我总觉得，我这一生决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杂文三：《工作与人生》
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现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时从朦胧中醒来．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然后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时分，他的精力最为充沛，但已隐隐感到疲惫；到了黄昏时节，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准备沉入永恒的休息。按我这种说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
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我知道在中国，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把儿女养大，自己就死掉，给他们空出地方来——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
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可以体会到这种想法。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写着：副系主任、支部副书记、副教授、某某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这些“副”字去掉个把，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但这些“副”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
顺便说一句，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发现他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这就是说，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国尽忠，写别的都是多余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写这些墓前的景物是太过伤感，还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罢。
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推荐给青年朋友们：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约。举例来说，现在把生育作为生活的主题，首先是不合时宜；其次，人在生育力方面比兔子大为不如，更不要说和黄花鱼相比较；在这方面很难取得无穷无尽的成就。
我对权力没有兴趣，对钱有一些兴趣，但也不愿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写小说)，并且把它做好，这就是我的目标。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总不会是一个都没有。
根据我的经验，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在这方面，我倒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写小说，这是和我抢饭碗。当然，假如你执意要写，我也没理由反对。
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人在工作时，不单要用到手、腿和腰，还要用脑子和自己的心胸。我总觉得国人对这后一方面不够重视，这样就会把工作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
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体，还有头脑和心胸——对此请勿从解剖学上理解。人脑是怎样的一种东西，科学还不能说清楚。心胸是怎么回事就更难说清。对我自己来说，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做；某个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觉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种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
罗素先生曾言，对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我同意他的意见：不加检点的生活，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一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高尚、清洁、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人们很容易得到共识。卑下、肮脏、贫乏的生活是不好的，这也能得到共识。
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我以写作为生，我知道某种文章好，也知道某种文章坏。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以小喻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