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刘震云，作家，78级的河南省状元，代表作：《温故1942》、《一地鸡毛》、《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
对于写作的理解，刘震云认为写作是倾听的过程、学习的过程、听书中人物说话的过程。“写作不是写作本身，而是要通过写作交到特别不同的朋友。遇到了说不同话的朋友，是写作的开始。”这些理解集中体现在刘震云创作的各色小说中，尤其是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主人公杨百顺一生追求的就是找一个知心的人，说一句知心的话。刘震云相信，一个写作者若变成倾听者，那么作家将没有负担，负担落在了书中人物的身上。
正文：
我在生活中历来相信一个原则，第一个法则是把一个复杂的事变得很简单。如果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学校的领导把简单的事儿变复杂，就很难有大成就；如果把复杂的事儿变简单，前途就很光明。第二个法则是做一个明白人。我知道人民大学是第一所有自己的驻校作家的学校，所以它是世界上超一流的大学。我也非常喜欢学校的气氛，很多年轻人在这里无知、冲动、莽撞，跟我有点像，如果有知识了，还来大学干什么。所以我能不能做好教授不知道，但能成为大家的哥们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三十二年前，也就是1978年，我也想大家一样，是附近“小学校”的同学。
当时我们班中有五十多位同学，三十二年过去了，有四位同学已经去世了，有十几位同学已经退休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去年年底，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同学从美国回来了。我们的班主任把在京的同学组织起来吃了顿饭，当时我在河南的乡下没有赶上。事后，我觉得没赶上也好，对于女同学的记忆，我宁愿停在三十二年前。
78年入学的时候，知道一些老先生，尤其像游伯恩先生、王力先生、王杨先生、吴组缃先生，你们文学院的同学都道这些老先生在国学方面和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的。每天给我们上课的是孙玉石老师、严家炎老师、谢冕先生，还有袁行霈老师。他们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
我当时听过吴先生，吴组缃先生的讲座，他是冯玉祥的老师。冯玉祥下野后，在泰山的时候，有听过吴先生的讲课。我记得吴先生，总是边讲话边抽烟。他曾经比较过他和老舍先生的区别，他和老舍先生是同一辈的作家，也是好朋友。他说，“老舍先生49年之后一直受挫的，我一辈子都没有受过挫的。”吴先生说自己没受过挫。他说，“比这个重要的是人格。老舍先生是要脸的，我是不要脸的。所以他投湖自尽。他说当老舍先生投太平湖的时候，我在北京大学打扫厕所。”他说，“我是北京大学打扫厕所打扫得最干净的人”。这就是吴先生。
严家炎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孙先生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孙先生在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曾经比较过鲁迅先生跟赵树理先生的区别。他们都写过中国乡土作品，塑造了中国乡土文学的顶峰。他说，赵树理先生是从一个村庄来看一个世界，所以他写出了像李永财这样的人物；鲁迅先生是从一个世界来看一个村庄，所以他写出了像阿Q和祥林嫂这样的人物。严家炎先生在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例子，就是林冲的例子，我觉得他是最能理解林冲的人。他说，“你们知道世界上有‘逼上梁山’这个词，你们不知道世界上有‘逼下梁山’这个词。”林冲上了梁山，王安仁说，你应该下来，逼下梁山。他说，林冲一辈子翻了两个错误，第一个是找了个漂亮的媳妇。另一个是他的手艺——杀人的手艺——八十万禁军教头。
谢冕先生是研究诗。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一上课就哆嗦，他哆嗦并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课，是因为诗。谢先生有一半的时间并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而是生活在诗的世界中。
袁行霈先生讲诗讲得特别好，尤其他跟我们讲白居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同学们，哭多少回才会把青衫哭湿，一个落魄的文人和官员，不是衣袖和手绢湿，是“青衫湿”，跟我们讲这个的时候，袁先生眼里充满了泪光。我觉得他不愧是一个好老师。
当时，我上学的时候，一个宿舍六个人。我们宿舍的老大已经去世了，我们老二是一个山东人。老二没上大学前是一个木匠。一个宿舍上下铺，上铺三个，下铺三个。老二不愿意睡上铺，他是一个木匠，所以自己打了张床，放在宿舍唯一的空地上。我们五个人对他都有意见，但是我们确实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对老二说，你这样是不对的，没有。所以老二就在下铺——而且他的下铺还有上铺，他的下铺上面没有人——安然地睡了四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碰到了老二，我就跟他说：“二哥，你四年下铺睡得怎么样？”他理直气壮地说，“睡得很好。”我们老三现在在哈佛当教授。
当时上大学跟现在的条件非常不一样，整个北大就只有一个澡堂。那个时候男同学的头发都特别的短，女同学的头发都特别的长，而且不是现在的发型，是大辫子。那个时候也没有洗发液，只有海鸥牌洗发水。所以到了礼拜六的晚上，燕园充满了海鸥牌洗发水的香气。
我穿行其中，感到很幸福。
下面，我我讲一讲文学。文学对于我来讲，对于我来讲，是我从事的职业，但是在我们家族里面，我妈不识字，我妈的妈妈也不识字。所以从传承来讲，我从事这一个行业，链条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当我的母亲知道我从事的是以文字为主的时候，她曾经产生过一个疑问，鲁迅在你们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一个大个的，我说他的个头不高，但他写作许多人说他写得好。我妈说，那我知道了，你们这写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儿。我说，这从何说起呢？我妈说那得从我在镇上卖酱油说起。
我妈曾经在镇上卖过酱油。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说要破除迷信，却每天都在呼喊着最迷信的口号。破除愚昧，一个伟大的轰轰烈烈的人民的举动，呼喊着的却是最愚昧的口号。这个时候，我妈在河南的小镇上，买酱油。她不识字，但想跟着学文化。酱油铺的旁边是个书店，她到书店找书。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的书可以看，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鲁迅。她伸手一抓，抓起来的就是鲁迅的作品，所以，我妈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学文化的起点还是蛮高的。她说：“嗨，如果鲁迅算是写得好的，那写作这东西太容易了，因为我读过他的书。”她说，鲁迅，周树人，浙江绍兴人，对不对？我说，对。她说，“他写书着就是这样，‘我们家后园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亏我不识字，我要是识字，写的不比鲁迅差，那有什么，我卖酱油，一个是酱油缸，另一个也是酱油缸。”
她接着又提出一个问题，他是讲贵族的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根本。她说，不对，如果文学是为了表现生活，还不如生活本身。我说，是为了揭示生活。她说不对，揭示生活不如表现生活。我妈爱看电视剧，她说到目前，拍得最好的是两部电视剧，一部是老版的《红楼梦》，还有一部是《手机》。去年电视剧《手机》在全国播的时候，虽不说万人空巷，也还是有许多人再看的，主要是我妈也在看。我回去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手机》这个电视剧比《红楼梦》拍得好，我说，主要是编剧编得好、导演导得好、演员演得好。我妈说，不对，主要是书写得好。
因为我妈喜欢《红楼梦》，所以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和她说文学。我说文学有另外一个作用，这个作用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学科、任何民族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让她给解决掉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生死的问题。因为我么呼喊了那么多的万寿无疆，毛主席还是逝世了，我们呼喊了那么多的身体安康，林彪还是逝世了。他们会逝世，乾隆、康熙也逝世了，唐宗宋主也逝世了，秦始皇也逝世了。他们一上台，便追求着长生不老，但没有用。我相信，一百年后，我们教室里在座的所有人也都逝世了。除了逝世，人还怕老。世界上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文学解决了。我们知道大清朝所有的人都死了，但有几个人却没有死，他们是贾宝玉、林黛玉、碧云、晴雯，他们不但没死，而且也没老。我们什么时候，打开《红楼梦》，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总是十四、五岁的样子，青春永驻。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但是仅仅留住青春也不是文学的本质。我觉得文学最厉害的一点是她说出了一种不同的生活。
贾宝玉是个不爱读书的人，是个整天和女孩子厮混在一起的人。他最爱干的事是吃女孩子脸上的胭脂。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见了女孩子，见一个kiss一个，这是什么？是流氓。他甭说是在清朝，就是在现代，也是不被认可的。他不爱上学，不但自己不爱上学，而且讨厌别人上学，也就是说所有上学的人，所有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人，都是沽名钓誉。这是曹雪芹内心特别喜欢的一个人。这样一个人物的塑造是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极大的背叛。
《红楼梦》是一个以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大观园生活的为基本生活场景的作品，但她的开篇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背景的。他从一块石头和一株草写起，而且这块石头是女娲补天剩下的石头，起点很高啊，跟我妈学文化一样。这株草，她快干枯了。石头说，我闲着也是闲着，我给你浇点水吧。浇点水，这株草活了，活过来之后，她说了什么？这就显出了一个作者的高尚。我们平常人说你帮了我这忙，下辈子我做牛做马来报答你。但曹先生不是怎么写的。这株草说，下辈子我用眼泪来报答你。写人的生活不是从人写起。
曹雪芹跟姓刘的还是有仇啊，他在书中调侃了一个老人家，刘姥姥，怎么就知道姓刘的就怎么没出息。明知道别人调侃自己，迎合别人的调侃。看到这里，我哭了，不是为刘姥姥哭，也不是为姓刘的，而是为整个民族。险恶！不就是让别人吃顿饭吗？不就是给人家钱吗？她都六十多了，用得着怎么作践她吗？但我看这种事情在大街上看到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满世界看去是一个肮脏的世界，唯有一个人是干净的，那就是贾宝玉。但这个最干净的人的出路是什么？是被世界上最脏的两个人架走了，一个是秃头的和尚，另一个是癞皮的道士。
一个最干净的人被两个最脏的人架走了。架到哪里去？架到了世界上最干净的地方去。说出了干净和肮脏的辩证关系。
这是文学，解决了生死和青春的问题。接着，又解决了应该怎样生命和青春意义的问题。所以能成为名著不是偶然。
接着是《水浒传》，《水浒传》写得最好的是林冲。他犯的头一个错误就是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再有，带着老婆去春游。走在路上，林冲发现了一个景象
中国的历史上，包括世界的文学史上，把强盗和杀人犯当成阳光来写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里全是杀人的人。
上梁山，梁山的人一问：“杀过人吗？”“没有。”“下去杀一个。”因为我们都是杀人的人，你没有杀人，我们无法交流。杀谁我不管。把强盗和杀人犯作为歌颂对象，所以这里面强调的是人的这种杀人的本事。
林冲看到了耍武艺的和尚，鲁智深。他说，耍得好。鲁智深说，你是什么人。鲁智深就是杀过人的人。林冲，京城八十万禁军的教头，也是杀人的人。两个杀人的人碰到一起，就聊起来了。两个知心的人，说尽了心中的抱负。两个人聊得正开心，家里的丫鬟跑过来说，娘子被人欺负了。林冲说，不可能啊，第一，光天化日之下，第二，就我在东京的地位，怎么有人敢欺负我娘子呢？林冲跑回去之后，看到那个人，举起拳头就打。拳头到了空中就软了，因为那个人是自己上司干儿子——高衙内。林冲问了一句话“娘子，不曾被玷污吧？”娘子说，“还未曾。”
林冲，一身本事，八十万禁军教头，却被人欺负。
后来，来了一个老同学——陆谦，找他去喝酒。
正喝着呢，那丫鬟又跑了过来说，娘子又被人欺负了。丫鬟说，你刚出去不久就有人说你喝酒的时候病倒了，娘子急急忙忙跑过去，那人说你不准在酒馆，在别人的家里。林冲问，谁家？那丫鬟说，就是陆谦家。施耐庵对“同学、同事”这种概念，充满着颠覆和不信任。林冲急急忙忙跑到了陆谦家，按照林冲的武艺，他可以一脚把陆谦家的门给踹开，接着杀人。但林冲的举动是什么呢？站在门外，说：“大嫂开门。”分明是让玷污你娘子的人跑啊。这高衙内赶紧就跑了。娘子把门打开。进去之后，还是一句话，娘子不曾被玷污吧？娘子的回答依旧是，还未曾。
那样的天地和日月不把人逼成杀人犯，可能吗？林冲做了什么——忍了——把人家的家仆打了一番。你本来是要杀人的，你打人家家仆干什么？还是得忍啊。接着是，误闯白虎堂，把林冲给分配了。发配了还不行。两个公差把林冲绑在大树上说，林教头，明天的今天是你逝世一周年。这林冲杀两个公差易如反掌，但林冲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一根禅杖过来了。一个和尚，鲁智深，把他给救了。接着，林冲碰到了两个人，林冲曾经接济过他们。林冲把自己的前因后果说了之后，那个人便留下他。跟他说，以后有什么缝补的，拿过来，让我浑家帮你做。但林冲没有想到，火烧山神庙，一定要把林冲杀了。原来是陆谦放的火。一起来的人说，这火都起来了，肯定你的同学已经死了。陆谦说，再等一等。等火灭了捡回两块骨头，也让太尉高兴高兴。什么同学啊？有没有道德底线啊？没有！林冲突然醒悟过来，我要想活，必需得有人死，只要不杀人，我就活不成。
他写了一个人走到自己的反面，从热爱生活、热爱这个社会到背叛整个社会的过程。我觉得施耐庵了不起。
还有，《西游记》，《西游记》也不愧是四大名著之一。四十年前，我就看西游记。我觉得西游记最大的特点就是，唐僧带着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还有白龙马，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唐僧，是世界上特别好的一个领导。他走到一个地方，就说，悟空，你去探探路，他说的是未来。说八戒去找点吃的，说的是现在。说沙僧，去喂马。当徒弟问，师傅你干什么，他说，我歇会儿。为什么一个“歇会儿”的人会是三个干活的人的师傅？唐僧武艺不如别人。他到哪，把妖怪招到哪，别人是打妖怪的，他是招妖怪的人。招妖怪的人是打妖怪的人的师傅，这个我们得问为什么。
平常，他的确不如别人。但关键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的开口就不一样。孙悟空说，我回花果山。猪八戒说，我回高老庄，娶媳妇。沙和尚说，我回通天河。这是三个除魔降妖的人的态度。而诏妖怪的师傅说，你们都可以回去，我自己到西天去。这是唐僧比其他三个徒弟高明的原因也是他成为三个人师傅的原因。
但是四十岁以后看，妖怪从哪来，妖怪不是山林里长大的，不是凭空产生的。是
是菩萨那，释迦摩尼那儿。想到这里的时候，我除了一身的冷汗啊。贪官哪来的？腐败哪来的？我到你那儿取经妖怪从你那儿来的，我为什么要向你取经？取来了。有什么意义？终于抓住了妖怪，却有人把妖怪救了。谁？妖怪的主人。
这就是《西游记》。
